栏目简介：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。为了讨要工资，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。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。在30米高的塔吊上“示威”了三个小时之后，陈荣祥如愿以偿，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。最后，这位65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“示威”行动，他颤抖地双腿跪下，口中连连有声:“给各位添麻烦了”。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1月3日，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。在这之前，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条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。民工们以自杀的姿态爬上闹市最醒目的高处，或申诉冤屈、或讨要工资。这种在2003年渐成“时尚”的抗争方式被媒体形象的归纳为民工的“跳楼秀”。很难判断民工们这种有点“超限战”意味的行为是不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模仿到的，但各地民工纷纷采取这种以命相博的表达方式则证明，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正在急速滑向底线之下。毕竟，这种独特的“广告”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险。陈荣祥就是这样无意中成为又一篇“都市新闻”的主角的。在平时，陈荣祥们是很难被都市中的“中产阶级”媒体注意到的。只是当城市中又发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偶尔联想到他们。所以陈荣祥们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关注。不过，以生命为赌注的广告方式并不是陈荣祥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态，他们更典型的姿态是：下跪。陈荣祥一个无意识的下跪动作，将中国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艰难和屈辱刻画得淋漓尽致。2003年一系列农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，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追逃工资。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，用现存的官僚体系（政治权力）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。其实，这也是政治现实赋予邓的唯一改革路径。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：官僚体系（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）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，来组织、推动、参与经济活动。在邓及其他共产党领袖看来，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，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。不过，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，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，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。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，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。1992年之后，从政治改革中开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，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。所以，只要声称推动了经济增长，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，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，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，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。这大概就是90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“GDP化”的来由。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模式意味着，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，那么，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，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，因此是“非法”的。如此，92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、自我证明过程。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了自己手中。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在整个90年代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。